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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城市病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

发布时间:2018-11-07 16:12:55 编辑:笔名

关注城市病: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

如今,日益严峻的城市病现象,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聚焦大城市。大城市究竟该何去何从?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应如何定位?怎样治理大城市的城市病?从今日起,本版推出大城市的纠结系列报道共三篇,意在认真研究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定位,深入探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,有效治理城市病,供有关方面和广大读者参考。

城市病愈演愈烈

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城市病比发达国家严重,好于一些发展中国家

人们来到城市,是为了生活;人们居住在城市,是为了生活得更好,2000多年前,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说。

然而,在当下中国的一些城市,品咂这句话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。

早上一上班,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,家里老人正等她回,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。看到PM2.5浓度在300微克/立方米以上,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。

下午下班,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,10分钟的车程竟然开了1个多小时,踩刹车直踩到脚软。一看,拥堵级别为深橙色的严重拥堵。

晚上到家,上海的打工者李小柱推开出租屋房门,一股方便面的味道扑鼻而来。20平方米的小屋住了8个人,每张床铺每天租金19元。为了这19元,蚁族们省吃俭用,有人甚至一天三顿都吃方便面

日复一日,这样的场景正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城市上演。人口膨胀、住房紧张、就业困难、交通拥堵、资源短缺、环境恶化、公共安全事件频发,我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,也不得不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病。

从国际比较看,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较为严重,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坦言。

先看交通。资料显示,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费25.1分钟,其中纽约34.6分钟,为全美最高。而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.32小时,单程约为40分钟,上海单程约为36分钟。

再看环境。美国最出名的污染城市洛杉矶,其PM2.5年均浓度也仅20多;日本东京则在20以下。而去年我国北京、上海、广州PM2.5年均浓度分别高达89.5、62、53。

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状况,比发达国家严重,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要好些,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,在泰国首都曼谷,由于车速过慢,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。曼谷的交通警察不但会指挥交通

,还会替孕妇接生!

截至去年底,我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,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,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127个。面对蔓延加剧的城市病,大城市的发展倍感纠结。

那么,我国的城市病究竟因何而起?城市生病就是因为太大吗?

城市病病因多元

规划布局不完善、功能定位不合理、管理方式不科学,深层次看有体制机制性原因

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,当城镇化率在30%50%时,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;城镇化率为50%70%时,城市病可能集中爆发。

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30%70%的快速发展阶段,又在短短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,因此,我国的城市病往往是急症、慢症、并发症共现,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。

具体分析,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。

规划布局不完善。

以北京的交通为例,在一般人印象中,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、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,于是,北京出台了限牌、限行等措施,但收效不明显。

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,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,但因出行需求少、管理规范,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,陆铭说,长期以来,北京将政府部门、商业中心、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市中心,人口到郊区居住,这种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及居住点、工作点、活动点分离,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,必然会加大交通压力。

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距京30公里的河北燕郊,对于住在这里的30万人来说,家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的床,他们工作在北京,每天都要跨省上下班。

曾几何时,我国城里人过的是工作在前院,睡觉在后院,上学看病一个院的生活,许多机关大院、企业大院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,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出行压力。如今,这种被我国大多数城市抛弃的生活模式,却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拾起。在新加坡,政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。一个大的楼宇群,楼上居住,中间是商圈、服务加餐饮,底层是地铁和公交,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。要出门时,电梯坐到一楼,公交地铁就来了。

功能定位不合理

时下,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,想承担的功能太多,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。到2012年,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,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,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。有意思的是,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,西北的乌鲁木齐、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。

管理方式不科学

我国香港人口稠密,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,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,奥妙就在于精细化管理,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,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时长固定不变,而在香港,政府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、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,进而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;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,而在香港,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布,1700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;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、停车费、燃油税和环境税,只有不足10%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。

从深层次看,我国的城市病有政绩考核体系、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。

一段时间以来,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,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,争抢大型项目,拒绝产业外移;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,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,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;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,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,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。城市华丽而羸弱,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。

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,是一些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,蔡继明说,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,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;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地产税费,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,对中央政策消极敷衍。

由此可见,城市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,这些病因大城市有,很多中小城市也有,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。

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无关

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,而国内一些二、三线城市正在发病

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。再大的城市,只要规划合理、管理有力,城市病也会缓解;再小的城市,如果定位贪大求洋、管理混乱无序,也会爆发严重的城市病,陆铭说。

事实上,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。

1910年,美国纽约人口不足200万,却遭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,只有5%的人活到60岁,20%的幼儿活不到5岁。如今,纽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800万,不仅治好了城市病,还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。

上世纪50年代,英国伦敦人口不足800万,却发生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。警察大白天要打着火把才能指挥交通,伦敦城里到处都是咳嗽声,一次烟雾事件,仅4天时间就死亡4000多人。如今,伦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200万,却重现了蓝天白云。

与之相反,国内一些二、三线城市却正在爆发城市病。

《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》显示,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多耗时14分钟,位居全国最堵城市。然而,接下来的排名让人颇感意外,常住人口只有760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13分钟位居第二。

据环保部监测,2013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:邢台、石家庄、邯郸、唐山、保定、济南、衡水、西安、廊坊和郑州。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

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

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

国内外实践已充分证明,不能将大城市与城市病画等号。实际上,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。

打个比方,一个20名学生的班需要1个老师,一个40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1个老师。换句话说,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。不仅如此,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,陆铭说。

比如,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,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,而只有建成大规模的地铁络,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,乘坐公共交通出行,从而缓解交通拥堵。

再如,服务业的发展有条进门人口数量法则:开店要装修、要租金,只有进门消费的人多到一定数量,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。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

关注城市病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

,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,还能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。

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,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;二是中国的城市化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。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,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,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。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,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、因病废大,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,重视大城市的发展,同时治理其城市病,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,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合理结构。